“歸化”和“異化”在辯證法中的翻譯情況

“歸化”指一種“在翻譯中采用透明、流暢的風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譯策略”[1]43-44；“異化”指一種“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的翻譯”[1]59。自從這兩個概念首次被美國學者文努蒂（Venuti）提出并引入到國內以來，中國翻譯界大部分學者都支持文努蒂的觀點，即文學翻譯應該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以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抵制我族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文化自戀和文化帝國主義”[2]20。自中西有譯介活動以來，中國典籍便是英譯的首選對象。早期中國典籍的英譯大都由西方漢學家完成；當代，除了西方漢學家以外，越來越多的中國譯者加入到中國典籍的英譯隊伍。對于中國典籍英譯應該采取何種翻譯策略，目前國內論者多提倡“異化”翻譯策略，批判“歸化”翻譯策略，給大家造成一種“歸化”和“異化”二元對立的印象。其實，“歸化”和“異化”只是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無好壞、對錯之分，它們也不是絕對的二元對立關系。下面，我們將以《聊齋志異》英譯為例，采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對典籍英譯中“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作出超越二元對立的闡釋。

一 “歸化”和“異化”的使用

處于發展變化之中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處在永不停息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中，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無限變化和永恒發展著的物質世界。這就要求我們用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問題。作為一項跨語際的文化交流活動，翻譯絕非在真空中進行，而是和譯者所處歷史語境、時代特點密切相關。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包括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深受其所處的歷史語境中的社會意識形態、文化習慣、詩學觀念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雖然大體不變，但是它的具體內涵和要求則是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作為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也需因時而變。以《聊齋志異》英譯為例，在翻譯實踐中，《聊齋志異》英譯策略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從“歸化”到“異化”的嬗變過程。《聊齋志異》英譯史大致可分為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從 19 世紀 40 年代到 20 世紀 40 年代是《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一個歷史時期；新中國成立后至今是《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二個歷史時期。《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一個歷史時期，“西方文化處于明顯的強勢地位，中國文化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在當時‘西強中弱’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絕大部分的西方譯者流露出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意識，用西方的詩學觀念和社會意識形態指導自己的翻譯過程，翻譯策略上多選取一種遷就譯入語文化和讀者接受習慣的歸化策略”[3]。早期西方譯者的“歸化”翻譯策略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他們對待原文的態度；二是他們傳譯中國文化的方法。首先，早期許多西方譯者英譯《聊齋志異》時缺乏對原文的尊重，他們在翻譯過程中會根據西方的社會意識形態、詩學觀念、自己的翻譯目的及讀者的接受習慣來任意操縱原文。例如，德國傳教士郭實臘譯介《聊齋志異》是為其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合理性提供理論依據，因此，他將《聊齋志異》塑造成一本宣揚“異教信仰”的書籍，并大幅改寫原文的情節和主旨。英國漢學家禧在明在其編著的經典漢語學習教材《中文學習指南》（The  #p#分頁標題#e#http://ukthesis.org/Thesis_Tips/lxslwfy  Chinese Languageand How to Learn It）中選擇了 14 篇《聊齋志異》故事作為課文，并將它們翻譯成白話和英語。禧在明編撰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那些想學習中文，但積極性被望而生畏的教科書打消了的人的需要”[4]，因此，他在翻譯過程中大幅度改寫原文，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例如，《聊齋志異》中《瞳人語》的第一句“清明前一日，偶步郊外”，就被禧在明改編成了“有一天，方棟在書房里用功，忽然想起今天是清明節了，逛去的娘兒們必多，我何妨也去逛逛。他隨就出城，跟著娘兒們的人群兒里慢慢的遛打著走”。法國漢學家喬治·蘇利耶·德莫朗為了使自己的譯文符合他心目中文學翻譯的標準，幾乎是借翻譯之名而行創作之實，他的《聊齋志異》譯文基本上是再創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對《紅毛氈》的翻譯，原文情節簡單、篇幅短小，他翻譯時增添了許多復雜的情節，譯文長達千余字。其次，早期西方譯者主要采取符合西方文化習慣和讀者接受習慣的歸化策略傳譯中國文化，主要體現在兩種翻譯方法上。其一，他們采取“釋意法”，只譯出文化負載詞的含義，舍棄其中的中國文化意象，例如，鄺如絲將“相如之貧”譯成“extremelypoor”、翟理斯將“衙官屈、宋”譯為“talented schol-ar”。 其二，他們采取“替換法”，在譯文中用西方讀者熟悉的西方文化意象替換中國文化意象，以博取讀者的認同，例如，翟理斯將“秀才”、“舉人”和“進士”分別譯為“bachelor’s degree”,“master’s degree”和“doctor’s degree”；將“月殿仙人”譯為“Cynthia”；將“管仲”和“鮑叔”譯為“Pythias”和“Damon”等等，不一而足。《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二個歷史時期，“文化多元化”成為主流社會意識形態。一方面，西方學者開始反省“西方中心主義”，開始關注文化的多元發展和共存，并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學習和借鑒他國文化，古老的中華文化因其自身所蘊涵的優秀內容而成為西方學習和借鑒的重點；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政府提出了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軟實力的戰略方針，中國學者開始以一種自信的態度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這一時期的譯者英譯《聊齋志異》時大都能遵循“文化多元化”時代所提倡的“文化和合”觀，堅持在中西文化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平等交流，翻譯策略上多選取一種能最大限度保留源語文化的“異化”策略。當代譯者的“異化”翻譯策略也可以從他們對待原文的態度和傳譯中國文化的方法上體現出來。首先，絕大部分當代譯者翻譯《聊齋志異》時比較尊重原文，在翻譯過程中很少有根據西方的社會意識形態、詩學觀念、自己的翻譯目的和讀者的接受習慣來任意操縱原文的現象。其次，他們大多采取能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語言文化色彩的翻譯方法來傳譯中國文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中國英語”翻譯《聊齋志異》中文化負載詞。“中國英語”就是“以國際規范英語為核心，把中國獨有的文化、事物、意念和傳統等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等手段傳入國際(英語)世界，同時也融入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方式，如別有風味的詞匯、句式、認知方式及行文手段”[5]。在翻譯中使用“中國英語”，一來對英語的發展有利，二來有利于中國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保持其獨立性和獨特性，因而既為西方讀者和譯者所接受，又備受中國譯者青睞[6]。《聊齋志異》中的許多文化負載詞通過“中國英語”這種方式進入了英語文化系統，并為英語讀者所接受。例如，“秀才”、“舉人”和“進士”是《聊齋志異》中經常出現的三個中國特色詞，當代大部分譯者采用“中國英語”這種方式，將它們譯為“xiucai”,“juren”和“jinshi”。二是用直譯加注的方式翻譯中國典故，這樣既在譯文中保留了中國文化色彩，也照顧了英語讀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例如，當代譯者將“衙官屈、宋”翻譯成“you are good enough to lord itover famous poets of antiquity like Qu Yuan and SongYu”、“相如之貧”翻譯成“as poor as Sima Xiangru”，并為它們添加了適當的注釋，而不再采取早期譯者的“釋意”方式。#p#分頁標題#e#
 

二 “歸化”和“異化”是辯證統一的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現象及內部各要素、環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這就要求我們用辯證的而非片面的，動態的而非靜止的，聯系的而非孤立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問題。“歸化”和“異化”作為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它們之間存在斗爭性的一面，即它們之間會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同一性的一面，即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總之，它們不是處于一種靜態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歸化”和“異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在翻譯實踐中表現為“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互為補充，而非極端“歸化”或極端“異化”。這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某一個時期而言，“歸化”和“異化”互為補充，交替使用；二是對某一位譯者而言，“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互為補充，交替出現。首先，對某一個時期而言，“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互為補充。仍以《聊齋志異》英譯為例，前文講到，《聊齋志異》英譯大致分為兩個時期。《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一個時期，受“西方中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歸化”是早期《聊齋志異》英譯者采取的主流翻譯策略。但是，即使在這一時期，也有部分譯者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如俄國漢學家布蘭特英譯《聊齋志異》時就主要采取了“異化”翻譯策略。首先，他翻譯《聊齋志異》時比較尊重原文，不像同時代的其他譯者那樣采取刪減、增添、改寫等各種方式隨意操縱原文；其次，他翻譯《聊齋志異》中的文化負載詞時盡量采取能保留原文文化色彩的“異化”翻譯策略，如將“嫦娥”譯為“Chang’e”、將“關帝”譯為“Kuang Di”，而不是像同時代的其他譯者那樣采取替換文化意象的方法。在《聊齋志異》英譯的第二個時期，受“文化多元化”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異化”是當代《聊齋志異》英譯者采取的主流翻譯策略。但是，這一時期也有一部分譯者采取“歸化”翻譯策略。如旅美華人宋德利先生 2008 年翻譯出版《聊齋志異》譯本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就主要采取了“歸化”翻譯策略，他翻譯《聊齋志異》中故事的標題時，會根據故事內容采取意譯方法，如將《云翠仙》翻譯成 Punishment，將《小翠》翻譯成Repay Kindness 等等。此外，對于《聊齋志異》中的文化負載詞，他基本上是采取省略或釋意的方式，如他將“后來桑生鄉試得中，成為舉人，家境日益富裕起來”譯為“Later on, Sang’s life became   #p#分頁標題#e#http://ukthesis.org/    better andbetter”，直接省掉了原文中“鄉試”和“舉人”兩個文化負載詞。其次，對某一位譯者而言，“歸化”和“異化”的使用互為補充。任何一名譯者都不大可能在翻譯過程中極端“歸化”或極端“異化”。早期的《聊齋志異》英譯者中，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是采取“歸化”翻譯策略的代表人物。但即使是他，英譯《聊齋志異》過程中也會適當地使用“異化”翻譯策略，其典型的例子是他在譯文后添加了大量的注釋，用來向西方讀者解釋中國文化。當代的《聊齋志異》英譯者中，美國漢學家梅丹理和梅維恒旗幟鮮明地贊同“異化”翻譯策略，并在翻譯實踐中身體力行。他們翻譯《聊齋志異》時主要采取了“異化”翻譯策略。但是，我們在他們的譯文中也可以見到“歸化”翻譯的影子，如他們將“秀才（廩生）”、“舉人（孝廉）”和“進士”譯為“Bachelor”“，Master”和“Doctorate”。總之，我們應該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看待中國典籍英譯中翻譯策略的選擇問題。典籍英譯中翻譯策略的選用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我們研究早期西方漢學家的翻譯活動時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研究他們的翻譯活動時應該緊密聯系他們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不能簡單地批評他們過度“歸化”。其次，典籍英譯中“歸化”和“異化”之間不是靜態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動態的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因此，翻譯實踐工作者應該避免極端“異化”和“歸化”，根據準確傳達原作文化信息的要求使用好不同的翻譯策略，而不是機械地一成不變地強調某種翻譯策略。